第三十四章　围城

九月，公司楼下开始出现等大卫的人。

有人拿着合同，有人带着孩子，有人平静地坐在大厅里一整天。物业问要不要报警，大卫说先让他们进会议室。他没有足够的钱，却不能再让信息只剩传闻。

与此同时，电话从早响到晚。信用卡中心提醒最低还款，网贷平台要求当天处理，私人借款人问是不是要联合起诉。有人把电话打到苏晴的单位，也有人给他的父母发短信，说如果不还款就会“安排上门”。

大卫最初每一个电话都接，解释到声音沙哑。苏晴接手后，让他们先发书面债权证明，再把通话时间和号码记在表格里。她告诉对方，任何威胁、辱骂或联系无关家人的行为都会被录音保存。

第一位来访者是小供应商，欠款只有七万元，却养着六个工人；第二位是基金投资者，要求优先兑付孩子的留学费用；第三位是私人借款人，手里有一张没有写利息的借条。三张合同放在一起，法律关系完全不同。大卫过去把他们统称为“债主”，那天才知道这个称呼让他逃避了多少具体责任。

“欠债要还。”她说，“但还债不等于谁都可以越过法律来逼你。”

他们请律师把催收记录分成三类：正常提醒、可以协商的还款安排，以及涉嫌骚扰的违规催收。前者谈时间，后者不私下转账，也不签空白授权。

律师要求分三组沟通：个人借款、基金投资、项目供应商。每组对应不同的合同关系，不能混在一起承诺。大卫照着做，第一天就发现，有些客户把项目投资当成存款，有些合伙人把违约金算成了本金。

他与每个人核对金额、凭证和可执行资产。能先付的登记顺序，暂时不能付的写清下一步。有人骂他，有人问他有没有拿钱跑路，也有人只是问什么时候能把孩子学费还回来。

苏晴坐在会议室隔壁，负责整理借款人和家庭资料。她不替大卫解释投资，只在有人说“全部是骗局”时提醒大卫：“不要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骗，就承诺你做不到的还款日期。”

压力最大的时候，赵廷发来一条信息：“我可以让这场围城今天就结束。”

他愿意接盘基金份额、山东项目和相关债权，但条件有三项：大卫交出全部客户名单；公开承认投资失败是个人判断问题；三年内不得从事同类业务。

律师说，第一项可能损害客户隐私，第三项过度限制生计。赵廷却说这是最体面的退出方式。

大卫没有答应。他先把客户联系方式和赔偿处理分开，不允许任何人拿走客户资料。公司账户只保留必要运营款项，个人账户接受监管。苏晴把别墅挂牌，把豪车交给中介，却坚持保留一家人的基本生活费。

十一月，他们在公司开最后一次全员会。大卫向员工说明现金状况，提前支付能够支付的工资，并给每个人开了欠薪证明。

小杨问：“我们是不是完了？”

“公司可能保不住。工资和责任不能一起消失。”

员工陆续离开。最后剩下大卫一个人，把服务器里的客户数据按权限删除、备份、封存。苏晴来接他，看见办公室里空掉的五把椅子，和创业初期那间小屋一模一样。

她问：“后悔当初做大吗？”

“后悔没有在能停的时候停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