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九章　谁在撒谎

调查持续了四个月。

会计师追着资金走，律师追着授权走。大卫一间间会议室谈话，先听每个人讲相同问题，再把他们的时间线拼在一起。

杜总坚持印章是广告公司擅自制作，自己只负责“推动流程”。山东项目财务说，杜总曾让她把投资人回款先转给几个个人账户，再以货款名义转回公司。周衡坚持自己只是提供文件，没有参与转账。

三份说法各自都能解释一部分事实，合在一起却多出两个没有主人的账户。

大卫把三个人分别请进同一间会议室，桌上只放一张银行流水。杜总看见自己的名字时先说“这是借款”，十分钟后又改口“只是代收”。周衡在另一场谈话里坚持自己没参与转账，却能准确说出两笔款的时间。沈曼没有评价谁在撒谎，只把证词按分钟贴到墙上，让矛盾自己出现。

沈曼找到那份丢失底稿的最终去向。赵廷之所以提前得到条件，不只是因为周衡给他估值逻辑，还因为一名数据室管理员把整份文件拍了照。周衡知道管理员联系过赵廷，却没有阻止。

“你说你是在救公司。”大卫问。

“我是在赌他拿到项目后会给我们过桥。”周衡说，“你当时已经没有别的路。”

“所以你把所有人都当成你下注的筹码。”

周衡没有否认。他反而问大卫：“你加杠杆的时候，和我有什么区别？你只是把决策藏在自己的账户里。”

这句话击中大卫。他和周衡都相信，只要最终结果能填平过程，过程中的越权就可以被解释。

律师建议立即报案并启动内部追偿。大卫没有把全部责任推给周衡，也没有替杜总承担罪名。他把四类材料分别提交：假章、资金流、数据泄露、关联交易。每一项都等待事实，而不是先写结论。

董事会上，小股东问能不能私下和解。大卫说可以谈民事部分，但不能用保密协议盖掉可能涉及银行和投资人的风险。周衡当场起身，要求退出公司。

“股权怎么退？”大卫问。

“按上一轮估值。”

“公司现在没有那笔现金。”

“那就把公司卖了。”

这句话让所有人沉默。赵廷随后提出收购：接手山东项目、部分基金份额和衡川软件的技术团队。价格不算高，却足以补上一部分窟窿。

苏晴看完条款，说：“他买的不只是公司，是你的退出权。”

大卫知道。他必须决定，是继续证明自己能救活一切，还是承认有些损失已经不能靠下一轮融资填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