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章　开往成都的慢车

大卫后来回想，那场三月的崩塌并不是故事的起点。真正的起点在十二年前。

二〇〇八年六月，他坐了一夜的慢车到成都。

他带的行李只有一只旧背包、两套换洗衣服、毕业证复印件和一千六百块钱。车窗外先是山，再是平原，最后是不断长高的楼。邻座的人问他在成都有没有亲戚，他说没有。对方又问做什么工作，他说写程序。

其实那时候他只会用学校的旧电脑做课程项目。计算机专业不好找工作的消息已经在班里传了半年，他却没有给自己准备第二个选项。父母希望他回县城考个单位，他说那里没有他想做的事。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两千块塞给他，父亲只说到城里别乱借钱。

成都火车站外面很热，拉客的人围上来问他去哪里。大卫背着包穿过人群，用一张提前抄下来的纸条找到公交站。第一个住处是城北的合租房，房间不到八平方米，窗外是饭店的排烟管。房东收了他一个月房租和押金，一千六百块只剩三百。

公交车拐进一环时，路边的梧桐叶被晒得发白。有人提着编织袋在站台打盹，有人把新买的凉席夹在腋下。大卫闻见火锅底料和汽油混在一起的味道，意识到城市不是一张就业表，而是一个连呼吸都要重新学习的地方。

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期限：三十天找到工作。

第一周，他去了人才市场、电脑城和软件园。招聘的人问他有没有项目经验，他拿出课程设计；问他会不会数据库，他说会一点；问他能不能出差，他说可以。回去以后没有一家公司回电。

第二周，他在城东一家电脑维修店帮忙装系统。老板每天给他三十元，中午管一顿饭。来修电脑的人里，有网吧老板，也有刚开公司的生意人。大卫替他们修好机器，顺手把一个做茶叶批发的店的进货表从纸本搬到电脑里。

茶馆老板叫陆文山，四十多岁，讲话慢。他没有因为大卫年轻就压价，只问：“你会不会做一套系统，让我知道每个门店拿了多少茶、欠多少钱？”

大卫说可以做。

这是他到成都以后，第一次听见有人把“你懂的东西”与“你能不能帮我”放在同一句话里。

周三下午，他在维修店门口认识了一个同样找活干的年轻人。那人叫周衡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，手里拿着一份软件实施培训证。周衡说他什么都能做，就是缺一个项目。

大卫把茶店的纸本账翻给他看。两个人蹲在路边，拿一张废纸画出进货、库存和欠款三张表。画到傍晚，周衡抬头问：

“你一个人做不完吧？”

“做不完。”

“我们合伙？”

大卫看着他，想起口袋里的三百块钱。周衡也没钱，但他有一个月的出租屋、一台二手笔记本和愿意同他一起犯错的勇气。

“先从这一家开始。”大卫说。

那晚他给家里打电话，说工作找到了，是软件开发。父亲问公司有多少人。大卫看了看维修店门口的灯，说：“五个人。”

电话挂断后，他坐在台阶上把剩下的三百元分成三份：交通、吃饭、留作最后一晚的房费。他不想让家里知道自己离回家只差两周，也不想承认刚才那句“五个人”是借来的体面。

其实那时候，他们只有两个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