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章　兄弟的录音

赵廷的催收短信在手机顶部挂了整夜。大卫翻找山东项目旧资料时，在另一部旧手机里找到了一段录音。

那是山东项目第二轮尽调后，周衡和项目负责人留在会议室里的对话。大卫当时在外面接银行电话，手机放在桌上，录音功能忘了关。

会议室里当时开着空调，他回来时只闻见烟味和两杯冷掉的茶。这段录音在相册里躺了两个月，和合同照片、孩子表演视频混在一起。直到周衡关机，他才想起自己也曾在同一张桌边，用“先别让投资人群里知道”结束过一次会议。

周衡的声音先传出来：“赵廷答应只要把补充协议延到周五，他会在下一轮代持里给我们留份额。”

项目负责人问：“大卫怎么办？”

“他不知道真实回款时间。”周衡停了几秒，“他会继续找钱。他越急，赵廷越好接盘。”

录音不长，只有两分十七秒。大卫反复听了四遍。第一遍听见背叛，第二遍听见恐惧，第三遍才开始听见自己。

周衡没有伪造公章，也没有转走资金。他隐瞒了一份关键文件，让自己在未来谈判里多一条退路。那条路以大卫继续加杠杆为代价。

苏晴听完录音，把手机放到桌上。

“你准备怎么处理？”

“报警。”

“你先把项目合同和资金流拿出来。没有证据，报警只是把你的愤怒交给别人判断。”

“他是我兄弟。”

“所以他更知道该怎么让你相信他。”

大卫给周衡发消息，只发了录音的时长。半小时后，周衡回电话。

“你听我解释。”

“原文件在哪里？”

“赵廷手里有客户名单。我不签字，他就不让我们进下一轮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说？”

“因为你会像现在这样，把所有人当成敌人。”

大卫问山东项目到底还有多少回款。周衡沉默了十几秒，说：“可能没有。”

“可能”两个字落下后，大卫反而冷静了。他终于得到一句没有包装的事实，不再需要从合同、截图和旁人的表情里猜测。

电话挂断后，大卫把录音、合同、邮件和银行回单按时间排开。他发现，商业上的“背叛”不是一个戏剧性的晚上，而是一连串没有告诉他的会议、被删掉的附件和每个人都说“为了大家好”的决定。

当晚，他把录音交给律师，却没有立刻报警。苏晴说：“你可以恨他，但先把事实固定下来。”

律师提醒他，录音能证明周衡参与过某些决定，却不能自动证明罪名。大卫在证据清单上删掉“诈骗”两个字，改成“隐瞒回款时间、接受顾问安排、未披露利益冲突”。写完以后，他明白，把愤怒换成事实并不会让自己舒服，只会让下一步更难躲。

大卫在证据清单最后添了一行：“我不是周衡唯一隐瞒的人。我也一直在向家人隐瞒数据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