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　亲友的客厅

卖车合同放进文件袋的第二天，苏晴把周末的探访名单排了出来。第一个周末，他们去了四位亲友家。

每到一户，苏晴先把债务清单放在桌上。谁借了多少，什么时候要还，哪些是房子出售前必须补的缺口，哪些可以等。她不替大卫解释投资收益，也不说“很快就回来”，只说现在能拿什么担保、最迟到哪天还。

大卫坐在旁边，像一个迟到参加自己审判的人。

第一户借给他们八万，拿出的是孩子的教育存款。第二户只肯借三万，转账前让大卫把还款日期和逾期后的处理办法写在借条上。第三位亲戚没有马上答应，问大卫是不是又去赌了。

“是交易。”他说。

“输了就不是交易？”

大卫没有反驳。苏晴握住他的手，没有替他遮住问题。她知道如果今天帮他把“交易”说成一个体面的词，明天他就会继续相信失败只是叫法不对。

离开时，那位亲戚把他们送到电梯口，又把一袋水果塞给苏晴。电梯门关上，大卫看见她在电梯镜面里迅速擦掉眼泪。她没有让他看见，也没有假装自己不难受。

那袋水果不到一百元，却比电梯里不断变化的行情数字更重。苏晴把水果抱在胸前，先抬手擦脸，又低头在借款本最后一页记下：“遇到拒绝，不许争。”大卫想解释自己不是赌徒，最后只把她手里的袋子接了过来。

两天里，他们见了四户。记录本上留下四个名字，最多的二十万，最少的三万。每个名字后面都写着日期、用途和还款顺序。苏晴在页脚画了一道横线，提醒自己“借到的不是四笔钱，是四份不能失约的生活”。

回家路上，苏晴在便利店买了两瓶水。她把其中一瓶放到大卫手里。

“你知道最难受的是什么吗？”

“借钱。”

“不是。是把他们的善意排成一个顺序。谁先借，谁最相信你，谁就要最早承担你还不上。”

大卫没有接话。他想说等市场回来就能还，但这句话已经被过去两年说坏了。

周一，他们又去找一位早年帮大卫进入私募行业的杨启。杨启听完，没有问收益，也没有问山东项目，只要求看过去三年的资金流。

“你要想重新站起来，先把公司、客户和你自己的钱分开。”杨启说，“这三个账户只要还用同一个缺口互相借，你迟早会把所有人的钱一起输掉。”

大卫把这句话记下来。

临走时，杨启答应帮忙协调一部分展期，但拒绝再给他交易资金。“我可以帮你看账，不会替你补仓。”这句话让大卫松了口气，也让他感到，真正的帮助有时候是把人挡在门外。杨启又补了一句：“另外八户如果还要走，就先把最坏结果说完。别让苏晴替你承担开口的羞耻。”

大卫在借款表后面写下：“等全部谈完，再决定哪些钱能进交易账户。答案是零。”

回到车上，苏晴收到一条债权转让通知。一位急着离场的私人借款人已经把债权低价转给了赵廷。新的催收短信只有一句：“明天开始，由我跟你谈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