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十章　公开质疑

同道投资的内部试点没有一直留在会议室里。五月，一位量化研究员在行业论坛上发表长文，公开质疑觉照交易法。

文章说，样本很小，作者又参与方法设计，主观指标无法客观评价；“心性”“觉照”这些词更像无法检验的叙事，而不是可验证优势。

文章还列了四个更具体的问题：参与者自行选择是否记录，退出者和亏损者可能从样本里消失；八级信号把有限交易切成八个小组后，每组样本可能少到无法稳定比较；团队尝试过多个评分区间和权重版本，如果只报告最好的一组，显著性会被多重比较放大；记录发生在结果之后时，执行者可能无意中重写当时的理由。大卫读到这里，脸色很差，因为他无法立刻说这些质疑不成立。

大卫读完，没有让支持者去围攻作者。他把文章转发给顾岩、苏晴和两位参与试点的基金经理。

顾岩只问：“哪一条你无法回答？”

“样本量。”

“那就承认。”

论坛安排了一场公开对谈。研究员叫林澈，他没有嘲讽，只把三张表投到屏幕上：不同账户收益差异、主观评分与结果的相关性、停止规则的执行率。

林澈先问样本量：“两百个信号看起来不少，但分成八档、四种市场、两种状态以后，还剩多少？如果没有事先定义主要终点，你们后来比较了哪些关系？”大卫承认没有足够样本支持每一档都独立有效。林澈又追问：“要在每一档看到百分之十的差异，需要多少样本？你们算过统计功效吗？”大卫答不上来。顾岩替他承认：“没有算过。这张表只能看方向，不能证明每一档有效。”他又问数据如何避免幸存者偏差，谁保留了退出者的记录。大卫让人把未完成日志和终止账户也列进新样本，现场没有人鼓掌。

大卫把同样三张表放在旁边，加入了自己2015、2020和2022的失败记录。他没有声称这套体系比所有策略都强，只说它解决三个问题：控制损失、降低重复犯错、让决策可追溯。

“那它凭什么叫理论？”林澈问。

“因为它明确了什么问题、依赖什么假设、在哪些条件下失效，以及怎样证伪。”大卫说，“不是因为它能预测一切。”

林澈不接受“可证伪”作为效力证明。他说，一个理论可以定义得很清楚却仍然没有用；回测中只要允许不断调整权重，就足以制造看起来漂亮的历史曲线。大卫没有反驳，只承认动态权重是最容易被过拟合的部分，愿意先把它降级为研究分支，并公开每次修改的时间和原因。

现场有人不认同。林澈也指出，一部分使用者把自己的收益归功于方法，却没有记录没使用该方法时的结果。大卫接受，现场删掉宣传材料里“经过市场验证”的绝对表述，改成“在有限样本和明示条件下观察到改善”。

对谈结束后，沈经理问他是不是失去了一个传播机会。

“如果我必须靠夸大才能传播，它就不适合由我传播。”

林澈随后要求查看未公开的失败样本、停止规则执行率和不同参与者的资金期限。大卫同意把这些数据交由独立研究员清洗，并接受预先登记的证伪条件：如果使用者在遵守规则后仍长期承担超出预算的损失，或状态门控没有改善任何行为，相关模块必须降级。

双方把盲测拆成三项：第一，比较评分相邻档位的实际结果；第二，比较动态权重与四因子等权基准；第三，比较心理状态门控与纯机械信号。样本量、训练区间、验证区间、主要终点和停止规则在结果出来以前封存。报告必须同时给出效应量、置信区间、缺失样本和多重比较处理，不能只挑一个显著结果。

数据由独立机构保管，大卫和顾岩只能提交分析代码和使用申请，不能直接修改原始记录。林澈要求代码在受控环境中运行，并保留失败版本的日志。大卫看着数据授权书，发现“让别人检验”不是交出几张表，而是放弃随时替自己解释的权力。

这份协议没有让争议消失，却把“信不信一个人”改成了“能不能检查一段记录”。

林澈后来说，他仍然不相信这套体系能产生长期超额收益，但愿意与其团队共同做一轮盲测。两人握手时没有和解姿态，只有一份研究协议。